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制造业是我国的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中央人才工作会议提出:要探索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工程师培养体系,努力建设一支爱党报国、敬业奉献、具有突出技术创新能力、善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师队伍。
中国制造正向“中国智造”转型
大而不强、高端制造领域薄弱是当前我国制造业结构上的主要问题。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份额,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制造业从小到大,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由2004年的6665亿元增加至2020年的47274亿元,2021年前三季度持续呈现高增长态势。我国制造业,从总体规模上看已经形成优势,而从结构上看仍大而不强,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根据中国工程院等发布的《2021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中国制造业规模指标位列第一,质量及结构指标排名靠后,整体水平处全球第四,落后于美国、德国、日本。
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是我国制造业角色变化的主要动因。全球经济一体化最早始于二战以后,伴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世界银行的出现不断发展,贸易、经济和金融在全球化的浪潮下通过各种多边协定促进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趋势开放放缓,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流量从2015年高点2.04万亿美元降至2020年的8590亿美元,全球贸易占GDP比重也有所下降。随着人力和资本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放缓,世界经济开始从全球化走向本土化。逆全球化的内在动因是全球化过程中资本收入大于劳动收入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本国优先主义成新思潮。在全球产业链中,发达国家占据高端地位,因为先发优势,获得了大部分利润,但是在利润分配上却极度不平等,少数跨国产业资本赚取丰厚利润,而多数发达国家底层劳动者被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替代,无法分享全球化的红利,贫富差距不可避免扩大。资本收入攀升,劳动回报不足给发达国家沉默的大多数带来了巨大的不平等感,从而导致了底层劳动者对逆全球化的拥护,并进而演变成为政治上的本国优先主义。
最后,新形势下欧美对华科技遏制不断加强也迫使中国制造业寻找新出路。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加速演进,各国科技博弈愈加激烈,世界各国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基础受到严重冲击。疫情发生后,国际环境日益复杂,世界各国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基础受到严重影响,分裂趋势进一步加剧。同时,各种冲突在各个领域、各个市场展开,迫使我国不断强调开放国内市场应对外部不稳定因素,在核心关键技术领域,也提出要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尽快解决卡脖子问题。
“中国智造”要求工程师从专业走向卓越
“中国智造”是为应对我国制造业发展变革提出的战略,其目的是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制造业质量,提升高端制造业占比,提高制造业本土化能力,达到应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化解外部风险的目的。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升级需要卓越工程师完成从模仿重复向创新创造转变。“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加强产业基础能力建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推动制造业优化升级”。疫情暴发导致全球产业链衔接不畅,迫使我国加快产业链本土化步伐,向产业链高端进发,产品做到进口替代、走向国际。我国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0.90%持续提升至2018年的2.19%,逐渐向以美国、日本和德国为代表的制造强国靠拢,卓越工程师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制造业向创新创造转变。
工程师红利新浪潮,“中国智造”焕发生命力。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逐步加速,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密集型生产模式已不再可持续。2020年我国人口年龄中位数是38岁,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30年我国年龄中位数将达42岁,2050年将达47岁。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自2010年起就呈现连续下降的趋势,中国人口红利拐点已现,劳动密集型生产模式已不再可持续。但是,我国人力资本正在稳步提高,工程师红利将取代人口红利:从受教育程度看,我国高素质劳动力群体正在壮大,2019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数为759万人,研发投入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将助力工程师红利逐步显现。资源禀赋变化迫使中国制造业需要摆脱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转向中高端制造业,依靠卓越工程师来为制造业赋能。
消费升级叠加本土化自主生产需要卓越工程师引领,按照我国消费特性与资源禀赋进行设计与制造。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规模快速扩张,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逐步下降得益于经济结构开始转型,消费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逐步提升,内需型经济体逐步成型。随着中国高端制造质量的提升,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也在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我国高端装备制造品出口全球占比从2000年的3.5%上升至2020年的20.5%,全面超过美日德。得益于不断扩大的国内外需求,许多行业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前景。我国本土化产业高速发展,需要卓越工程师进一步引领,在确保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增强本国产业链的安全性,在卡脖子关键技术领域实现突破。
卓越工程师队伍建设的建议
我国已经进入了创新驱动阶段,需要依托培养高端科研创新人才,高度整合、优化生产要素,实现可持续创新,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是一个国家强盛兴旺的主要推动力量,无论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开发高新科学技术,还是发展优质服务业,都离不开对于卓越工程师的需求。
鼓励科研人才参与实践创新,为工程师队伍提供卓越力量。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动,支持事业单位科研人员按照国家规定离岗创新创业。从保障层面,提供岗位保留,解决科研人员的后顾之忧,避免人才双肩挑导致的顾此失彼。同时,为科研人才从实验室走向技术产品提供一定的支撑和保护,促进科技人才技术能力的落地和应用。最后,要构建一个市场需要与科研人员交流对接匹配平台,让企业了解科研人员的技术能力,让科研人员了解市场与企业的趋势与需求,鼓励一部分科研人员进入市场转型为卓越工程师。拓宽工程师、高校教师与科研人员的人才交流、交换渠道。
专精特新企业建设给卓越工程师提供大舞台。工信部自2018年起逐年发布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至今,涵盖了制造业中各个关键细分领域,提倡发展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特征的中小工业企业,三批次共有近5000家企业入选。德国管理学教授赫尔曼·西蒙提出的“隐形冠军”概念,意指在细分领域通过独特工艺和技术条件构建护城河,虽然不为大众所熟知,但在市场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企业。从“隐形冠军”到“专精特新”,变了的是语汇,不变的是积极进取、勇攀高峰的精神。对中国工程师队伍来说,则要求不断涌现卓越工程师解决一个又一个现实问题与挑战。
改进教育体系,发展国际交流合作。为满足新时代“中国制造”对卓越工程师在知识体系、能力素质以及创新能力上的要求,需构建适应经济社会需求的“卓越工程师”培养体系。具体来说,一是有效安排卓越工程师培养工作,鼓励高校设立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工作办公室,实行专人专岗、垂直管理、协调各方,从顶层设计上保障卓越工程师培养工作的实施;二是突出卓越工程师培养对工程素质的要求,围绕需要重构课程体系,围绕智能制造要求构建工程师培养教育平台;三是加强工程师国际交流合作,鼓励优秀人才“走出去”,培养具有卓越专业能力、宽广世界眼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工程师队伍。
加强实践投入,注重实训能力培养。通过校内外联合培养的方式构建从实验到实践的全流程培养平台,加强工程师职业教育与培训,构建“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培训教育体系。首先,搭建综合实训基地,加快仪器设备更新,推进野外基地现代化改造,配备导师引领学生进行工程实践和学习管理,满足卓越工程师培养要求和实训需求,培养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其次,重视校企合作,利用企业的力量完成实践教学,搭建覆盖工程测量、道路交通、基础测绘、国土规划、矿山地质、海洋、水利、市政等多个领域基地共建平台,促进工程师综合实践能力提升。最后,注重企业实训实效,广泛采纳各方意见反馈,适时调整和改进卓越工程师培养方案。
优化产业环境,夯实工程师队伍创新合作基础。针对我国制造业发展的现况,单忠德院士提出了若干建议,现阶段,需进一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努力构建完善与中国制造业完整产业体系相匹配、满足制造业转型升级重大需求的创新体系,打造各类高能级创新平台,有效增强创新能力。同时,需要扭转经济发展“脱实向虚”现象,健全市场体系,保持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为卓越工程师提供较为稳定的行业前景和发展方向。此外,加快进行产业基础能力评估,准确识别“卡脖子”“短板”环节,不断夯实产业基础,开展共性技术、高端技术、前瞻技术的联合攻关,解决制造业发展难题,助力卓越工程师创新合作。
我国制造业体系完备且不断向中高端发展,正加速融入全球产业链,竞争力持续提高。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需要着眼长远、抓好当前,推进卓越工程师队伍建设,发展卓越工程师计划,推动制造强国阶段性战略目标加快实现。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大学,作者吴德胜系中国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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